【文/斯蒂芬·羅奇】美中兩國之間日益升級的貿易戰如今已經進入了危險區。當然，人類終將恢復理性（鑒于國際貿易戰的過往歷史，這一觀點至少在某些群體中還是頗為普遍的）。雖然兩國有可能在日本大阪G20峰會6月底召開之前（或峰會召開過程中）達成一份協議，不過這樣一份協議恐怕會是非常表面化的，幾乎不太可能為當今世界兩大強國之間業已存在的深刻沖突提供一個根本的解決方案。

我之所以認為這份可能達成的協議難免流于表面化，原因在于其內容很可能只會聚焦于美中雙邊貿易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兩國沖突的大圖景中并非處于核心位置。然而貿易問題還是在兩國交鋒中引發了最多關注，特朗普認為正是兩國之間貿易的不平衡導致了美國工作崗位的流失和美國民眾收入增長的停滯。

美國2018年對華貿易逆差的確高達4190億美元，占到了美國全部貿易逆差8790億美元的48%。然而特朗普（以及不分黨派的大多數美國政客）都不愿提起的是，在2018年，美國與102個貿易對象國之間都存在逆差。這一狀況其實反映了美國國內儲蓄的嚴重不足，而且這一狀況在未來幾年還將繼續惡化下去，這正是由美國總統和國會2017年末魯莽的減稅措施所造成的。

因此，可以說美國致力于在一份雙邊協議中解決自己的多邊貿易問題，這樣一份協議的達成將凸顯美方上述意圖的荒謬性，它無助于解決知識產權竊取、強制性技術轉讓、網絡攻擊、中國國企享有有利的產業政策等諸多所謂的“結構性問題”。在對兩國的結構性沖突進行描述時，我們很有必要凸顯“所謂的”這個修飾語。事實上，美國的許多指控都建立在連美國法庭都不會采信的不可靠的證據之上。

美方給出的錯誤論述也讓人們意識到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長期以來作為美國和中國經濟黏合劑的戰略接觸（strategic engagement）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猜疑是兩國關系發生問題的根源，而且這種猜疑在美中雙方都是存在的。美國兩黨如今認為一切都是中國的錯。按照特朗普政府去年6月發表的白皮書的說法，中國對美國未來的繁榮構成了切實威脅。而中方認為美國的遏制戰略對自己構成了威脅，這進一步強化了中方對美國的戒備心理。從亞太再平衡到TPP再到特朗普的關稅大棒，這些舉動令中國人很擔心美國會把槍口對準自己以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為內容的建國百年目標。

兩國對對方的指責其實是長期以來互信缺失的產物（雖然美中之間是互相深度依賴的）。兩國都依賴對方以實現自己的經濟增長——作為一個出口型經濟體，中國長期以來對此有很清晰的認識，然而華盛頓的那些政治家卻似乎對這一點不以為然。其實，美國非常依賴來自中國的廉價消費品、依賴中國購買美債的資金、依賴中國這個美國第三大而且增長最為迅速的出口市場。

無論是人際關系還是國際關系，太過互相依賴的問題在于，這種關系是一種深受互動對象影響的、易變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最終難免落入機能失調的命運。當一方改變互動的模式時，另一方就會感受到威脅，沖突便由此而起。其實，兩國經濟一直處于動態變化之中，而中國經濟的轉變尤為深刻——中國經濟正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從依賴出口轉向依賴消費，從技術引進轉向自主創新。相比之下，美國卻在固守“美式發展模式更加優越”的傲慢心理。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在與那個“舊中國”打交道時顯然是更加舒適的，而面對如今的“新中國”，美國則感到備受威脅。美中兩國的互相依賴關系已經進入了沖突期，美國對自身受到威脅的過激反應就是信號。

那么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呢？兩國將陷入沖突的困境，而且很難脫身。雖然兩國有可能在雙邊貿易不平衡等問題上達成一份表面化的協議，然而在科技發展等問題上，兩國之間的結構性沖突長期來看將難以化解。經濟冷戰具體是什么樣的呢？兩國將長期陷入互相譴責的困境，兩國將互相加征關稅并采取其他制裁措施，各自的經濟活力在這一過程中也將遭到削弱。

對于美中兩國來說，解決方案的來源不是唯二的，那就是兩國內部的力量。對于中國來說，它應該成功完成國內改革，實現長期以來的經濟再平衡目標；對于美國來說，它應該重建國內儲蓄，通過投資基礎設施、提高工業生產能力、增加人力資本等手段來恢復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對于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來說，我提出的這些要求算得上過分嗎？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5月20日“東亞論壇”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