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商務部網站刊登了部長陳德銘的署名文章《建設性地推動中美經貿關系健康發展》。文章稱，人民幣匯率無法解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貿易流向的決定性因素是市場供求關系，而非匯率。

　　這已經不是陳部長第一次對近日的人民幣匯率紛爭做出回應。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并主動挑起匯率之爭

　　把握人民幣匯率博弈的主動權

　　記者：去年美國就曾對人民幣施壓，這次似乎來得更為“兇猛”。3月中旬，130名美國眾議員聯名致信要求奧巴馬政府“動用一切資源促使中國結束匯率操縱”，甚至敦促白宮在即將發布的半年度匯率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重壓之下，我國政府多次重申，人民幣不存在美國認為的低估和操縱，如果美國對中國采取貿易制裁，中國不會熟視無睹；過多地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噪音對彼此發展沒有任何幫助。一連串的明確表態熄滅了市場有關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使其回歸平穩之途。

　　陳雨露：我們要積極應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出現的“政治化”、“情緒化”傾向。與其他利率政策不同，匯率本身是兩種貨幣之間的比價，因此匯率政策有天然的主權邊界?，F在美國盯住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放，主要出于“一箭三雕”的目的：一是要把金融危機的原因轉嫁給人民幣匯率；二是在國內中期選舉上改變它政治上的防守地位；三是在未來十年達到對中國崛起戰略遏制的目的。依我看，美國政府為了中期選舉而慌不擇路，出此下策，實在是美國政治體制的一種悲哀。對于這樣的下策，中國不可能接受。

　　李稻葵：美國等國家把匯率矛頭指向我們是非常不合理的，有違基本的事實。數據表明，從2005年到2008年，除中國外，世界十大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貶值了8%，而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了7%-8%，這一升一降中，我國對世界上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升值了15%以上。也就是說，人民幣不僅沒有貶值而是處于升值狀態。

　　中國去年的順差73%來自美國，但中國對周邊國家有1200多億美元的逆差，對拉美國家、世界上58個最不發達國家總體也是逆差。造成中美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產業結構發生調整變化。很多對美出口的企業，看到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把最終裝配轉移到中國。這種產業轉移導致中國對美順差增加，但是從美國統計看，美國對亞洲的逆差占其貿易逆差的比重并未明顯變化，僅在亞洲國家和地區之間發生了轉移。因此并不支持順差大就是匯率低估的片面論斷。

　　據我觀察，美國的政治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在國內政治、經濟的問題上向左轉，通用汽車的破產，金融救市都是搞干預主義；但在國際問題上向右轉，僅僅維護美國包括西方國家自身的利益，已經基本上放棄了自由貿易的大旗，他們要主導新興的全球化，這就是這場匯率之爭的大背景。如果我們在匯率問題上處理不當，會對未來產生一系列的麻煩，會影響、威脅到我們的核心利益，所以我們要緊緊抓住這次匯率博弈的主導權和主動權。

　　人民幣大幅升值蘊含風險

　　記者：李教授提到的“逆差”讓我想到出口形勢。眼下中國出口的轉暖回升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國際市場寒意尚存，我國的出口前景也不容樂觀。從目前長三角的企業形勢看，出口呈現快速復蘇的態勢，但整體利潤率的回升還較慢。一旦人民幣出現一定幅度的升值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陳雨露：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可能會誘發資產價格的新一輪的大幅上漲，帶來泡沫經濟的風險，主要影響路徑有三個：一是一旦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出口形成較大的影響，很可能會使政策要依賴于低利率和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也依賴于房地產業的繁榮來保持經濟增長。這一點應從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汲取教訓。二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通過財富效應、價值重估的效應影響到房價，或者會刺激房地產投資需求。三是會加速海外熱錢的流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投放，影響到流動性。所以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對剛剛走向復蘇進程的中國經濟來說確實是極大的風險。

　　徐衛民：東渡集團是一個國際化的服裝企業。據我了解，雖然當前出口形勢出現好轉，但是國內外貿企業最擔心的還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由于我國紡織服裝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對人民幣升值的敏感性非常強烈，在利潤率已經逼近盈虧平衡點之際，如果今年人民幣升值重新啟動甚至加速上升的話，大多數企業都將“無利可尋”。一般講，現在的紡織行業產品利潤率也就在5%左右，這還是經營的比較好的，大部分能控制在3%。人民幣升值將會使紡織品出口雪上加霜：如果人民幣升值1%，將近20%的企業已經到了利潤平衡點的極點；如果人民幣升值5%，我估計將近有一半以上的企業面臨倒閉。

　　李稻葵：目前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不但有利于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經濟體，而且有利于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企穩回升，對全球經濟的復蘇意義重大。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穩定將幫助中國經濟企穩，進而通過進口的大幅增長，為其他新興國家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發展機會。同時，我們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結構調整，大力度地轉變發展方式，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不只是中國的老百姓，更包括了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國內需擴大之后必然會購買大量高新技術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耐用消費品等，這些產品投入過程附加值大多來自于發達國家。

　　保持匯率穩定是務實之選

　　記者：爭論還在繼續，無論結果如何，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和做好應對的準備。我想匯率政策不是孤立的，根本上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節奏，服從于國內宏觀經濟一定時期的總體目標。

　　陳雨露：如何確保中國在未來30年經濟崛起的機遇期里盡量避免危機出現，關鍵是能夠成功地管理泡沫經濟。我認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避免泡沫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選項。今年重點是管理好貨幣閘門，同時嚴密關注資產市場動向，特別是房地產價格，要試著用非常規的貨幣政策管住房地產的泡沫，特別要降低資產市場的杠桿利率，比如提升購房的首付或者停貸第二、三套住房等政策。

　　李稻葵：處理好當前的人民幣匯率紛爭，我主張分三步走：第一步首先要牢牢占領信息的發布權，既然是雙方博弈，就不能夠只想自己的道理，要向全世界講道理，力爭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第二步要加強從民間的角度多與美國地方和議員溝通，化解他們的壓力；第三步，在條件適當的情況下，以中國自身的經濟結構調整的利益為目標，適當調整我們的匯率，當然是漸進式、緩和式地調整。反過來講，這種調整不是趨于國外的壓力，而是為了緩解我們自身的通脹壓力，也是為了給我們出口企業一個溫和的激勵。

　　徐衛民：2009年，中國許多紡織企業陷入虧損,暴露了長期粗放發展積累的風險和問題,而占總數1/3的紡織企業逆勢而為,代表了全行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方向。我認為，消化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出口企業要學會未雨綢繆，加快結構調整，不斷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和速度，這不僅可以有效抵御未來出口形勢波動帶來的風險，也是我國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要求。

　　主持人：本報記者溫源郭麗君

    嘉賓：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 陳雨露

          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江蘇東渡紡織集團董事長 徐衛民